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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一直在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来调整，但效果并不明显。其中自然有对这些过热认识不足，所使用的调控工具不合适，更为重要是没有把握到问题实质所在所致。国内经济过热的原因很多，但国内银行信贷规模快速扩张是其重要原因。如果不从国内银行信贷规模扩张的根本原因入手，国内银行信贷的管住是不可能的。首先，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来看，它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计划体制下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转轨经济都是如此。这种金融体系优势在于容易聚集与动员社会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的运作基本上是由政府为主导。而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往往又与金融抑制策略相联系，即尽可能地限制直接融资，让居民储蓄等社会经济资源无可奈何地进入国有银行体系，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国有银行信贷配给的方式，让这些聚集的金融资源进入国家所希望的投资领域，如国企、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实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目前国内银行或是完全国有，或是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控股），一方面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享受国家任何优先发展政策，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得按照政府指令来为政府各种目标服务。因此，国内银行的任何改革及制度与规则的变动，都会导致新一轮银行信贷配给的开始，新的投资领域或行业的出现。国有银行、高储蓄、高投资则都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国有银行任何信贷规模冲动都是国家新一轮固定投资过热开始。比如，2001年开始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在政府用强制性与计划性的方式迫使国有银行减少不良贷款的银行改革下启动的，也正是国内银行的信贷规模冲动，启动了国内这波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地产过热、城市化投资过热的高潮。同时，为了迎接银行业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不仅在千方百计地剥离巨大的不良贷款、摆脱已有的困境，而且也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这种以政府主导下的国有银行改革是否可以说国内银行业已经走出了转轨经济的困境呢？是否可以说改变了以往那种国家通过银行体系聚集社会资源，并通过银行的信贷配给让社会的金融资源流入政府所指定或所意愿的产业领域呢？其实，从目前改革后的国内银行体系来看，现代商业银行所具有的各种外在制度形式是应有尽有，如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等制度与规则都一一进入国内的银行体系。但这些制度与规则要想融入中国现有的银行体系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我在一些基层银行所了解到的那样，目前中国的银行改革，尽管看上去是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只是挂出的招牌换了一个，其整个国内银行业的运作机制、银行业的企业文化及激励约束机制与以往没有多少改变。反之，借助目前国内的银行业改革，国有银行的运作机制出现了收益市场化、成本社会化及政府化的倾向。即从改革后的国有银行来看，由于它的股份化、由于它成为公众公司，因此，国有银行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完全放弃了其公共性、国有性的性质，一切以商业化的原则为主导。比如，政府任命的银行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要与国际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看齐，什么年薪百万，什么高层管理期权激励等。也就是说，对于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来说，一方面要享受中央政府行政级别待遇，如部长级，在政府机构中相互调任；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享受国际银行家的待遇，希望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获得高薪资。他们既要做政府官员也要做银行家。银行的高层管理者是这样，银行中其他管理者也东施效颦。国有银行收益市场化还表现在国内银行所设计的产品、开辟的市场上完全由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甚至为了获得缺德利润不择